康国雄忆：蒋印象
康国雄
01
初见蒋介石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我国陪都重庆频遭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为了确保家人的安全，我父亲在南岸的汪山上购置了一块土地——那是一处小山丘——并在其上建造了住所，同时增设了必要的防空设施。这里，黄山之上，蒋介石及其夫人拥有别墅，而我们家的住所则恰好坐落在汪山之畔，紧邻着通往山外的公路。
蒋介石夫妇，每逢周六或周日的午后，总会驾驶他们的爱车驶向黄山。当车辆抵达与我家别墅仅一街之隔的汪山时，他们便携手下车，沿着公路悠闲地漫步。
某日，蒋介石夫妇在我家后坡那片郁郁葱葱的绿意中，度过了一段悠闲的野餐时光。此情此景，家中仆役们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看哪，那是蒋委员长！”
成年人在远处伫立，抬头远眺，我们兄妹出于好奇，悄无声息地攀爬至后山幽深的密林边缘窥探。几只警犬对我们狂吠不止，幸得蒋介石的侍卫官及时出手，平息了它们的喧闹。
蒋介石夫妇将我们视作两个尚显稚嫩的孩子，脸上顿时绽放出喜悦的笑容。他们热情地挥舞着手臂，邀请我们走近，还特地吩咐侍卫官将警犬移至一旁。我自幼便不惧生人，便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妹妹也紧随我的脚步。
蒋介石与宋美龄温情脉脉地并肩坐在地毯之上，地上铺就了一块整洁的桌布，桌上摆放着各式精美的点心和醇香的美酒。蒋介石面带微笑，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以及学业近况，随后，他分别赠予我和我的兄长一份精心制作的点心。在告别之际，他深情款款地叮嘱道：“孩子们，待我们下次莅临，必当邀请你们一同游玩。”
首次见蒋介石。
自那事件发生后，每当蒋介石先生在汪山间漫步，若途径我家门前，他总是毫不吝惜地邀请我一同前行。若蒋夫人亦同行，她甚至会特地召唤我的妹妹，让她加入他们那轻松愉快的散步与畅谈之中。
自妹妹与宋美龄女士并肩漫步，她不禁惊喜地发现，手中弥漫着令人陶醉的香水气息。紧接着，她忍不住向周围的人自豪地赞叹道：“蒋夫人的双手散发出如此迷人的香气！”
康国雄儿时与妹合照
随着岁月的流转，蒋介石频繁地造访汪山，并屡次邀请我与他同行，这段时光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性。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每次抵达我家门前，总会用那富有浙江特色的乡音，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国雄，国雄。”那声音还未完全消散，侍卫官便已迅速踏入屋内，前来召唤我，以陪伴蒋委员长一同散步。
自那日一别，每当我目睹宪兵在街头两侧笔直排列、巡逻而过，心头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强烈的预感，仿佛他们沉重的步伐声就在耳畔回响。因此，我便会自觉地站在自家的庭院门口，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在与蒋介石先生闲聊之际，他时常对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年纪轻轻，我却自幼便融入了成人之间的闲谈之中。家中不仅有仆人和厨师，在汪山地区，还特别聘请了两名“大班”——他们不仅负责抬轿，还承担着各类杂役。这些人的住所多位于乡野，家中成员偶尔也会前往集市，因此我对民间生活有了相当的了解，甚至能够对答如流，这让他感到格外欣慰。此外，他时常命侍卫官为我带来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而来的新鲜水果和糖果。
在那次聚会上，蒋介石关切地了解到我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我时常感到不适。他热切地询问起我平日里都由哪位医生诊视。我向他推荐了周伦医师，他不仅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更是医术精湛的医者。周伦博士曾远赴德国深造，但不幸遭遇失恋，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尽管他的身体上留下了伤痕，但他的医术却出类拔萃，令人敬佩。
不久之际，周伦语中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他转向我感慨道：“国雄啊，你竟然将委员长的孙子引荐到了我的面前！”
往日某日，一位访客携带着两位外表颇具异域特色的孩童步入诊所。初见时，他们宛若精巧的洋娃娃，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经过一番询问，我才了解到，他们竟是蒋经国的子孙。我好奇地追问道，他们是如何得知诊所的确切位置的，他们的回答是得益于康国雄的推荐。
于数度交流中，蒋介石不经意地发问：“听闻你姓康，那你与康心如有何联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生父。”他立刻明白了，紧接着说道：“原来你是康心如的儿子啊！”
康心如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的父亲在重庆执掌美丰银行的牛耳，声名鹊起，其影响力不容忽视。1939年，蒋介石亲自垂询，委以重任，任命我父亲担任重庆市首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一职，任期长达四年。尽管父亲一直对政界抱持退避三舍的态度，但在蒋介石的热切推荐下，他不得不两次屈尊，接受了连任的邀请。蒋介石先后两次亲自接见我父亲，与之进行了多次坦诚而深入的面对面交流。
在我心底，蒋介石（偶携夫人同行）于街头漫步，始终未曾避让行人，亦未曾驱散人群或实施戒严。街市热闹非凡，人潮涌动，步履匆匆。最多时，随从轻声劝导，恳请大众稍作让道，以保中央道路的通行无阻。因而，沿途总有许多民众驻足瞻望，其中不乏摘帽鞠躬、高呼“万岁”的人群。蒋介石夫妇则报以微笑，或是轻轻摘下帽子，以此表达对他人礼貌与敬意的感激之情。
1942年，宋美龄女士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毅然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途。当她满载荣誉归来之际，蒋介石总统特派一名侍卫官，将一份来自美国的珍贵礼物交于我手——一支51型的“派克”钢笔。同时附赠的名片，尺寸略大于常人，上面未有任何职务的头衔，仅以“蒋中正”三个字端正地居于中央。此物我一直视为珍宝。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深造期间，一次划船时，这支钢笔不幸落入河中。幸运的是，它并未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否则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它或许只会给我带来无尽的困扰。
02
到黄山官邸做客
某日黄昏渐临，蒋介石先生特意相邀，希望我于四点五分前后抵达黄山，至他的官邸共度一段宁静而愉悦的时光。
按照既定的时间，我独自踏上了前往黄山的旅程。守卫人员不禁好奇地询问，我坦率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应委员长之邀。守卫立刻拿起电话进行沟通，不一会儿，一位熟悉的面孔——一位侍卫军官，便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他引领我进入一间宽敞的室内。
室内，众人聚拢在圆桌周围，共同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晚餐时光。环顾四周，蒋委员长的侍卫官们分列两旁，神情庄重，肃立不动。我的现身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们异口同声地高呼：“国雄先生光临！”
在这众人之列，那位身形削瘦、体态高挑的男子，其形象在我一生中堪称难得一见。他挺拔的身躯，初见便给我留下了与他那可匹敌的侍卫官身高相当的深刻印象。他率先伸出双手，热情邀请我一同赴宴。而令我尤为难忘的，是他惊人的食量——他一边品酒，一边大快朵颐，谈笑风生，那份豪放与风趣宛如眼前栩栩如生。众多侍卫官纷纷举杯向他敬酒，场面热闹非凡，气氛热烈。
“我就叫你蒋二哥吧。”
当时不知该称呼的含义。
盛宴尚未散去，他立刻对侍卫官下令：“请替我拨通一通电话，询问家父是否已经起床。”紧接着，他又补充道，“顺便也告知一声，国雄已经安全抵达。”
直至此刻，我才如梦初醒，方始明白，眼前之人竟是我国蒋委员长的亲爱之子——蒋纬国将军。
侍卫官的话语方落，即刻转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再次归来，汇报道：“委员长已起身，吩咐国雄立刻前往。”蒋老二闻言，立刻起身，面露焦急之色，对我说道：“我们必须立即出发，争取时间！”
离席登顶。
蒋纬国和蒋介石
步入一座两层高的居所，我轻柔地推开房门，踏入一间略显狭小的客厅，耐心地静候着。我的目光扫过，室内仅摆放了几件朴素的沙发与座椅，桌上静静地摆放着一台精致小巧的收音机，墙上点缀着几幅风格简约的画作。整体装饰风格显得极其简约，与我家的豪华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台收音机与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不久，蒋介石从楼阶缓步而下，他的面容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热情地与我握手，并细致地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尽管他的浙江口音颇为浓重，我依旧能够轻松辨识。
“你还记得那次你去蒋介石家用餐的情形吗？后来我们询问你对菜肴的感觉，你却直言觉得不太美味……”
“本日的讨论已然落下帷幕。”他转身望向纬国，吩咐道：“劳你费心，务必将他平安送至家中。”
我与委员长紧紧相握双手，在即将告别的时刻，他的嘴角轻轻上扬，带着一丝幽默的微笑，他说：“待您再度莅临，我定会精心挑选一部优秀作品，让您得以充分展现您的非凡才华。”
——然而，随着我深入城市，继续我的学术追求，与蒋介石的会面机会变得极为稀少。因此，关于他所提及的那部影片，我未能有幸亲自一睹其独到之处。
03
我成了“汪山要人”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私交甚笃，于右任先生及其监察院同仁们时常莅临寒舍做客。每至我家，他们总是欢声笑语，戏谑一番：“汪山之地，龙腾虎跃，张季鸾先生（《大公报》的总编辑）与康国雄先生堪称翘楚。”众人拜访黄山官邸，觐见蒋委员长，须在侍从室登记，并对会面时间严格限制，通常不超过半小时。但张季鸾先生与康国雄先生的会面，侍从室却未对其时间做任何限制。
父亲偶尔能在同事间引发阵阵欢笑，他们半开玩笑地调侃道：“看哪，您的儿子似乎已超越了您，若委员长亲自接见，那无疑是为您开启了通往成功的便捷之路；但若委员长将礼物赐予您的儿子，那便是在向您递送一张无价的社交名片……”
事实上，我与蒋介石不仅有过交往，还与众多知名人士及高层要员建立了类似的联系。
声名远扬的上海帮会首领，人称“海上闻人”的杜月笙，常至我家中，与我们共度牌局时光。在南开中学初中时期，我有幸因抗日募捐之事，特地拜访了杜月笙。彼时，他正寓居重庆打铜街的交通银行。我恳切地请求他为抗日事业慷慨解囊，他欣然应允，却表示需待秘书归来方能办理手续。我建议他直接开具支票，但他多次强调必须等待秘书返程。那日正值星期天下午，身为寄宿生的我，急需返回学校，内心焦急不已。最终，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支票交予我。我嫌金额过少，希望能再开一张，但他坚决表示只能等待秘书回来。无奈之下，我只好返回学校。募捐结果揭晓，我的募捐成绩最为突出，而杜月笙所开具的那张支票金额，更是高居榜首。
杜月笙（左）
“这番话简直是毫无根据，难道你没看出他在书写上显得十分吃力？他平时只是随意署名‘杜月笙’三个字，你却要求他填写支票，这不是在故意给他添麻烦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均为清末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共同投身于推翻清朝的革命洪流。我们同乡于陕西，私谊深厚，情谊匪浅。在抗日战争期间，于右任先生及其家人，包括女婿屈武先生，暂居于我三叔康心之先生在重庆的住所。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常客，更是我们家中备受尊敬的贵宾。
尽管我们尚是孩提，那位慈祥的老伯的形象却如刻骨铭心的印记，永驻我们心间。他对我们的慈爱深沉而真挚，每次造访，他总能以风趣幽默的谈吐逗得我们欢声笑语，而我们则喜欢轻轻地抚摸他那浓密的长须。
于右任
得益于与于右任先生之间那份深厚的友谊，杜聿明、关麟征等来自陕西的同乡将领，也曾莅临我的简陋居所。
杜聿明曾无私地将一把日本指挥刀赠予我父亲，此刀乃他在抗战胜利之时，亲临日军受降典礼时所携归的珍品。刀身布满岁月的痕迹，斑驳的血迹仿佛诉说着往昔的战火岁月。民间相传，此刀蕴含着神奇的驱邪之力。历经岁月沧桑，这把刀曾长时间挂于我父亲的卧榻之旁。
杜聿明
此外，张群也曾暂居于我居所，而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亦常莅临寒舍拜访。
“这是何总长。”
张群、何应钦、万耀煌
04
蒋最后一次交往
1945年见蒋介石。
某日，我得知“空军幼年学校”，亦称“空幼”，当时位于成都灌县，正在重庆展开招生选拔。我立刻匆忙前往现场，希望能顺利完成报名。遗憾的是，因我尚未获得小学毕业证书，最终未能获得录取资格。
我所在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市黄葛垭之巅，与蒋介石先生的黄山官邸仅一线之隔，两地之间更以一条交通便捷的公路相衔接。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携同三位好友，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目的地是汪山，我们期望在那片宁静的天地里，共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漫步在旅途中，我注意到每隔二三里便有一座宪兵岗亭巍然矗立，戒备之森严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现象让我立刻联想到蒋委员长即将莅临。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了同行者，提及自己与委员长相识已久，私交亦颇深厚。但他们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我可能过于夸张。
“委员长！”
车队猛然刹住。同学们瞬间陷入混乱，面容上那抹往日的自信与神采顿时消散，误以为我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车门中央敞开，一名身着深色呢绒制服的军官急步而来，他询问：“在诸位之中，可有名为康国雄者？”
“我。”我迅速答道。
委员长让你过去。
我快步前行，蒋介石立刻便辨识出那再熟悉不过的嗓音。抵达车前，我瞧见他正悠然自得地坐在车内。他关切地询问我的行踪，我答道：“我打算返回汪山。”他随即回应：“那么，请上车，我将亲自陪送你一段路程。”我补充道：“还有三位同伴也将与我同行。”他点头同意：“那就让他们一起上来，我们一同启程吧。”
同学们目光凝望远方，心中的震撼尚未完全消散，身体依旧僵硬，难以自如地移动。我举起手臂，做出一个手势，他们如梦初醒般迅速朝我跑来。片刻后，我们四人并排踏入了蒋介石的座车。车内配备了可调节的活动座椅，他们三人轻而易举地坐下，而我则与蒋介石并排而坐。
车厢内，我向蒋介石倾诉了自己对“空军幼年学校”的渴望。遗憾的是，因我尚未圆满完成小学学业，尚未取得毕业证书，报名申请遭遇了瓶颈。他微笑着安抚我，告诉我这并非无法跨越的鸿沟。接着，他的目光转向坐在司机旁的侍卫官余滨东，下令道：“你帮他们办理入学手续。”余滨东立刻点头应允。那天正值周六，他指示我们于下周一下午前往重庆的曾家岩，蒋委员长的官邸，届时他将会与我们相见。
当车队抵达汪山之时，他也跟随我们一同走下。如同往常，他陪伴着我们在这狭窄的街巷中悠闲地漫步。走了一段路后，他微笑着开口：“这一次，我就不再相送了，愿你们在这游玩的时光里尽情享受。”
我们四人兴奋至极，沿途欢声笑语，畅谈彼此的喜悦，最终满怀喜悦地抵达了我的居所。同学们无不感到惊讶，他们未曾料到我竟然与委员长有着如此深厚的联系，原来他们还误以为我在言过其实呢！
下周的开端，我们四人将并肩前行，踏入位于曾家岩的蒋氏府邸。抵达指定地点后，由余侍卫官亲自引领，我们将被引导至空幼招生委员会的登记区域。
不久，我接到了来自“空幼”的录取通知。自此，我告别了校园的岁月，全身心地沉浸在对空军幼年学校的期待之中，内心激荡着对驾驶战鹰在天际自由翱翔的无尽憧憬与美妙憧憬……
父亲当时不在重庆。鉴于美丰银行分行的广泛分布，他每年都必须亲自巡访各分支行，以核实账目。母亲便将此事转达给了他。不久，父亲便寄来了一封长篇信函，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指责，批评我在学业上缺乏专注，竟然萌生了从军的念头。信中甚至提到我“竟然还狂妄地试图与蒋委员长建立联系”等。尽管言辞严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父亲对我似乎也已感到束手无策。
恰在此时，日本发布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空幼”学校原计划于8月底在灌县组织集结，但鉴于日本投降的实际情况，集结的日期不得不相应地推迟到了9月份。
在八月的开端，父亲重返故乡渝地，与我进行了一场颇具深意的思想交流。他谈到，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可供参战的战役越来越少，投身军旅的意义似乎已经大不如前。他特别强调，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集中于经济建设，因此，我认为我应该留在国内继续我的学业，不宜再选择加入空军。
在父亲的耐心安抚中，我最终打消了前往“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并注册的三位同事中，遗憾的是，其中一人未能通过体检这一关卡，而其余两位则成功通过了考核——然而，这样的结果后来在他们眼中竟被扭曲成了一种“反动罪行”。
05
蒋问最后一次
岁末的1949年，蒋介石再次流露出关切之意，询问起我的近况。恰逢那一年，随着大陆的撤退，他途经重庆，却因缺乏专车而遭遇了阻碍。得知此事后，重庆市市长杨森特地征用了我父亲私人的座驾。在这段旅程中，蒋介石与我们的司机交谈，并从中了解到车主的身份。紧接着，他向司机询问了我的近况。
不久之后，那位司机重返现场，向我透露了一则令人颇感意外的信息：蒋总统竟然特别提及了您的名字，并关切地询问了您目前的近况。
那段与蒋介石的交往，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不过是一页匆匆翻过的篇章。那时的我，稚气未脱，对世事懵懂无知，自己和周围的亲友也未将其视为任何重大的事件。那不过是我在顽皮淘气间无意间引发的一则小插曲。
那段童年的往事，对我而言，既未唤起羞愧之心，亦未激起悔恨之意。在我眼中，那是一篇犹如人生旅途中璀璨夺目的篇章，洋溢着无尽的欢笑，宛如每个人心中那份珍贵的童年印记。
未曾料想，那些幼年时光里的细碎往事，竟与我的未来交织成错综复杂的联系，使我承受了深重的打击，也遭遇了无端的歧视……